暴力是权力的剩余，兼论反目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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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中介绍五位思想家之中，有四位都是在探讨暴力的迫切性——也就是急需一种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的，这里的顺序则是以本雅明为先，而正是本雅明对国家的暴力的区分引致施密特的思考（施密特很大程度上是回敬本雅明的），除此以外还有隐藏的法农，即他的被殖民者的“神圣暴力”。

这里面最为“特殊”的就是阿伦特，阿伦特把权力和暴力区分开来，这点有利有弊。权力和暴力本身是难以剥离的，但是在阿伦特对于政治的区分之中，她仍是呼吁以公共空间来尽可能实现讨论和自由（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伦理），而暴力更被“纯粹”地视为破坏，这是干预权力的。

这种权力和暴力的区分，起码说明了一点——暴力是权力的剩余，换句话说，政治中的权力行使不总是靠暴力，而暴力（武力）更多是在帮助权力运作，而不直接变成权力。阿伦特最为忧心忡忡的是“革命的暴力变成恐怖”。但是，试问革命中如何避免暴力变成恐怖呢？在对抗客观暴力的时候，这种恐怖是一种自卫（如驱赶保皇党人），甚至可以说，既然有革命，那就肯定存在恐怖——革命就是恐怖本身。

阿伦特讨论的暴力始终是防卫性质的，但是防卫的组织或者她要求的共和主义原则，这里面隐藏的结构性暴力（如城邦政治对于外人的驱逐），这种埋藏在权力中的暴力又如何解决？阿伦特盛讚美国革命而否定法革乃至十月革命的恐怖措施，但是这也是种挫败——如果为了这种打破过往秩序的剩余暴力而否定革命，那么所有的革命也会被否定乃至打上极权之烙印，所以阿伦特最后还是有所修正：她支持犹太军队即可看出其转变。

这仍然是过度（excess）的演绎，过度到底是如柏拉图以降的从太一流溢出万物的一种“无为”，还是在结构主义中那个被排斥而没法符号化的症候？这两者其实是同一的，实在界是自然之基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过度必然发生，只是上帝在这里不是太一，而是无法符号化的实在界内核，它就是被抛弃的部分——革命中的暴力总是过剩的，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法节制（节制总是维护秩序的），而要实现阿伦特的愿景，恰好不是拒绝暴力，也并非把暴力当作目的，而是将暴力视作一种无目的的手段，而阿伦特的目的论情结很重。阿伦特深信世界主义和世界政府，以及把家庭当作伦理基础云云，这仍然是回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的国家的“兄弟伦理”，但是这种超国家主义却有可能面临着另一种淫秽——永久战争保卫永久和平，也就是以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动态平衡来维持大国秩序，如是则跌入国家暴力的永久循环，《1984》则是范例。

所以，阿伦特的愿景动力远远不足——这是自由主义的“老毛病”。自由主义可以扩展到任何地方，因为这种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可操作的“指导手册”，不如说是种理论范式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称自由主义者，但是自由主义也有它的过度——自由主义不能容纳一切自由主义者。但是我这里不是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，而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方面（这就是剩余）总是再次决定自由主义的取向。阿伦特并不能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激进者，她始终没法看到剩余——也就是在世界政府之外的非目的性——无国界的未来，正正不是城里人决定城邦，而是外邦人——正是废除城邦政治，才能够有开放性的未来，无国界在这里是达成开放性的手段，这就是无目的的。波普尔同样不理解这点，他的开放社会的渐进工程因此被蚕食——根本没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，反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目的，也有可能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另类右翼上位的垫脚石。这和上面不把暴力当作目的是异曲同工的，暴力本身不是目的，但是，要是把反暴力也当作一种目的，那可能会陷入荒谬（如《1984》），所以在对暴力的讨论中，反对目的论是应有之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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